假唱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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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以春晚为核心的各台晚会里泛滥的假唱现象又激出些抗议之声。但大众对此反响寥寥，似已逐渐适应。对于那些不停地发生，自己插不上手又无法躲开的坏事，只要其“坏”不直接、迅速地作用在自己身上，大众总是很容易适应。换句话来说就是，大众习惯于去忍受乃至享受一些间接、迟缓地伤及自身的不变之物。如继续去溺爱自己的逆子。将逆子喻为春晚的道理是，你没有办法更换你的孩子——这一被胁迫的处境也属于你除夕夜里端坐在电视前面的屁股，这是一；二，不要做陈世美，认了吧，春晚正是你的骨肉。
请注意，春晚式的逆子绝不是那种每晚会吊打亲妈的激进派逆子，而是在家时压根不提其在外丧尽天良的那些事，并还会用丧尽天良赚来的钱来尽孝的那一类。就此，在公安部门或杨佳插手之前——在关起门来，在假装不涉及令丧尽天良这一说法成立的大体系的小家庭里，其母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幸福场面，正对仗于以春晚为代表的体系规训下的大众/主流价值的运作场景——这里须强调的是，人们对春晚在审美层面的嘲弄乃至谩骂正是这一规训的要求之一，如我在“腾讯大家”的上篇文章《赞成还是反对，不再是个问题》里试图说明的——反对不是要推翻它，而是抱怨它不(够)好，即暗示它可以(更)好，是以对它的巩固——人们在春晚之外对春晚热烈欢腾的吐槽正是令春晚携其体系“母慈子孝、其乐融融”起来的重要组成。
这一层面上，人们对春晚的吐槽正是一种假唱。
▍2.
大众默许假唱的原因——假唱的合法化集中体现在人们对假唱的“假”的判断失效之上。即，当人们判断某一事物真假只能据其是否具备某一性质时，当体系弱化乃至取消判断这一性质的途径或前提之后，这一事物将处于既真又假的量子态。
确实，电视观众已无法甄别假唱。
这一结果首先来自人生理上的条件反射。你可以做一个实验，看明星唱一首名曲(如刘德华唱《忘情水》)的视频时静音，你随即会按捺不住地脑补其歌声，也就是说，你的听觉系统随即像巴普洛夫那条被切断食管却仍在进食时分泌胃酸的狗一样已开始分泌假唱了。这一现象在医学中被称为幻听。此处条件反射的根基是流行文化里令明星成为明星、令名曲成为名曲的传播的重复性，所以新人假唱一首生僻的歌穿帮指数要高一些。
上述体现为对母本的机械复制的条件反射是流行文化工业运作的基本规则，此“幻听/假唱机制”几乎无处不在。以这几天引发争论的《美人鱼》为例——周星驰在这部电影中虽一秒也没有出现，却一步也没有离开，正基于人们对周星驰各种表演母本的深刻记忆和迷恋，令其复制品作为假唱响彻于这部烂片的所有角落，它由此晋升为一部出色的喜剧。假如你有心力关停你脑海里的幻听/幻视，将周星驰赶出去，仅从电影而不是周星驰的系统里去评判它，才有可能将之恢复、现形为烂片。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对母本的记忆和迷恋已成为对复制品审美的必然背景，亦位于复制品得以被复制这一生产逻辑的核心。即，你不可能把周星驰从脑海里赶出去。
幻听/假唱机制不过被文化工业刻意放大罢了，它实则贯穿人类史。若将人的大脑皮层喻为黑胶唱片的基质，那么任何播放(这一播放可归束为你可感的世上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是灌录，这些不可逆、不可摧毁的录音，这些随时准备着对口型的假唱，便是被称为知识和美学、理性和情感的，人脑里的绝大部分东西。
▍3.
客观操作上，大家应该清楚，假唱绝非假唱者一人靠对口型即可完成，它必然是一项群体工作，并从舞台表演(伴奏、音响、舞美)到电视制作(拍摄、剪辑、播放)的技术层面得以递进式实现。譬如用舞蹈动作去引开观众对演唱者口型的注意力，或，当制作方面发现假唱者有一处口型对得不准时，将转播画面改为观众看不到其口型的角度。等等。总之，今天一般而非多么高级的舞台/电视技术，已足可保证观众无法从感官层面识破假唱。
其实，作为观众，你跟声画播放机构组成的这一发射—吸收装置本身就是一套假唱系统。回到刘德华那个例子，当你从静音调高音量之时，你假设视频里那个搔首弄姿、势作演唱的人形影像是对这个可控的、附加的声音的对口型，你将发觉，这个假设对你的感官系统而言并非不合理。整个流行文化传播/规训系统的本质就此影绰可见。
假唱通过播放，通过以屏为终端的声画信息的传递实现。而播放技术本身就是反现场的，将人们从现场拉回屋内、从乐器旁边赶到机器旁边，从现实吸回屏内正是其根本功能。它对现场的复现正是一种虚拟，正是一种假唱。这一意义上，假唱在当下从舞台技术向播放技术的转变的社会文化伦理得以夯实。
至此，通过内部的幻听/假唱机制和外部层叠相加的技术，观众从生理到心理、从主动到被动地抹去了甄别假唱的途径和根据。
▍4.
我不信网上那份2016春晚的假唱名单(晚会所有相关唱歌的节目无一例外被列入)。不信，但非否定，即便这一名单出自央视。因为薛定谔的猫般，假唱难以识别的既死且活态不仅成立于你可以认假唱为真唱，也反过来成立于你可以认真唱为假唱——一旦成为观众，被置于这一基于播放的发射—吸收装置之内，你就没有证据来令自己确信那位真(假)唱者不是在假(真)唱。或者这么说，作为观察者，你说它是真唱它就是，你说它是假唱它亦是。
但假唱并未就此合法。因为完美犯罪并不能令犯罪本身在道德上合理，而假唱的原罪是欺骗，它客观上的不可能被识破并不指向道德。由此出现一些更复杂的情况。
譬如这几天网上盛传的，被认为从娱乐性和精彩程度上碾压春晚的“美国春晚”超级碗中场秀，其制作方不止一次承认节目中有假唱部分，以至于都懒得继续承认下去。不必怀疑超级碗在技术上是否具备隐瞒假唱的能力，它承认假唱，或者说在技术之外不去隐瞒假唱的原因是——对假唱在音乐伦理之外的合法性更具信心。跟春晚一样，它是美国主流价值的重要发布器，因此必须保证政治正确，继而制作方在解释其假唱——尤其在演唱国歌环节时假唱的合理性时更为振振有词。
可以从音乐本身对上述文化伦理结构做出进一步分析。
从具体风格上，对同一首曲目而言，现场演奏与先前录音(作曲/编曲)版本可能发生的偏离越大——也就是说这一风格的即兴性越高，其假唱/假奏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所以以即兴为基础的爵士乐几乎不可能做假。反之，越呆板、越具复制性的音乐越容易做假。例如，作为标准的假唱，滥竽充数这一典故的首要基础不是演奏者人多，而是曲目的重复和风格的单一——它的录音版本复刻在作为观众的齐宣王的大脑褶皱里。
继而引出的问题是，齐宣王那时是苦于没有录音技术，由此他要听音乐的话必需活人来演奏；而时至今日，对于那些以复现其录音版本的程度越高为越好的音乐，其现场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因为从效果上来看现场演奏只可能伤及其音乐性——再高明的演奏家也无法奏出比录音版本更接近录音版本的版本来，所以上一问题的答案必然落在音乐性之外，即，这一现场不是为了音乐本身而设，而是作为出于其他原因的仪式、流程、手续而设。
毋庸置疑，春晚和超级碗正是这样的仪式、流程、手续。用保证仪式、流程、手续的政治正确来越过音乐伦理的底线，这一“没有国哪有家”的道德排序结果同义为：作为欺骗的假唱在道德上因被更高级别的道德体系覆盖/支撑，而得以合法。
▍5.
音乐伦理服膺于政治需要；被迫用仪式正确取代音乐正确。这意味着将假唱逼离道德范畴，令“假唱是否道德？”成为一个伪问题。这样，假唱便在合法性上彻底避开了道德考证。
那些义愤填膺，总腆着道德嘴脸去批判假唱的人由此变得分外可疑。他们并非像看上去那么在乎和反对假唱。即，当你发现一个人声称反对假唱时，你需问问他究竟在反对什么。
如崔健，这位反假唱的表率，他反假唱是因为他明白自己必须不断反点什么才能有脸继续“崔健”下去。而反假唱显然要比大家指望他去反的其它玩意儿安全得多，且颇具行业领袖风范——这种摇滚老干部式的品级观，他在《中国之星》里那帮流行乐同行面前也摆得非常到位。
假唱不时成为话题(伴随这一话题热度的递减)，因为有这样一种情况经常出现：虽说技术上已尽可以排除假唱被观众识破的可能，但观众还是不时从歌手口型对不准这一低端标准上识破之，这或说明制作方不仅用假唱来欺骗你并不介意用破绽百出的假唱来侮辱你，进一步，这种看似的欺辱乃至霸凌亦或说明制作方已不在乎其假唱被识破，而这一不在乎正基于他们对观众对假唱的不在乎的笃定——所谓情商，掌握在不同饭局开相应规格的黄腔的能力。
(这种明目张胆的骗与明目张胆的被骗，这种溺爱逆子式的道德胶着状态，既是对上文里假唱道德失效的写照，也可视为文明史里经常发生的，不道德之物转为道德的常规环节。即，不明确解禁，甚至明文禁令尚存，但发现犯禁时不禁止。)
相对而言缺乏现场经验的多数中国观众其实并不指望从电视里汲取同义于真唱的现场感。他们对舞台表演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仍坐落在手工业时代，跟观赏胸口碎大石一样，务必要鉴定那胸口、大石、铁锤及三者间撞击造成的碎裂皆为真，才觉得票值其价。而时代却不断予其相反的美学教育：演唱本身——引申为真唱本身对(晚会式的)舞台表演来说越来越不重要，因为明星身份、舞蹈、背景视频、演出的仪式意义等等越来越多的其他元素挤到了它前面。也就是说，真唱与否对判断是否值回票价已越来越无足轻重。
前几天庞麦郎在杭州酒球会的复出首演被斥为假唱，其实此人从头唱到尾，却因他既没有乐队，又无法从撕了逼的唱片公司那里拿到伴奏音轨，于是只好播放唱片里含演唱部分的正常歌曲为伴奏。这样，他如果不出声或关掉麦的话效果可能还好一些，结果却是，他现场演唱与录音里人声的交杂更进一步给人造成假唱(对不准口型)的感觉。其实，这交杂衬托于演唱者不惜交杂的表达欲，反而恰恰呈出了现场(真唱)的确切意义——你可以说他不专业，因不具起码的现场准备而对观众不够尊重，但你不能责之为假唱。
关键是，这一从实况到认知的混乱对现场观众热烈的跟唱和起哄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或者说，这混乱恰恰是观众企图从庞麦郎那里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的恰当背景。你可以这样理解，他这一low到底的现场处境跟他《滑板鞋》之类的屌丝金曲恰恰形成令人一颤的互语。
更进一步的例子是美国当红综艺节目Lip Sync Battle，近日已被国内引进，且毫不避嫌地名为《假唱大比拼》。顾名思义，节目内容就是找来各路明星来对口型假唱，其卖点以假唱操作上带来的技术性快感为主(恰如魔术)——包括用来搞笑的男唱女歌、硬汉唱骚曲等环节也基于此。Lip Sync Battle的全球走红证明假唱至少已不再是一件值得去严肃对待(责备)的事，进而，从读唇术到相声双簧，从小咖秀到大咖云集的Lip Sync Battle，假唱已进化为在技术、娱乐性乃至美学上自洽于体系的一门独立的文艺种类。
这里，我祝福假唱终有一天将新增为格莱美奖项之一种。
▍6.
假唱不仅在社会伦理上，也从音乐生成本身上逐步丧失其语境。请问，你如何断定初音未来及一切电子乐是不是假唱？
对音乐本身的客观生成而言，用对既成录音的播放来取代现场演奏/演唱是假唱/假奏的本质操作，而眼下这个时代的主流音乐制作也正处于从手工业向机器/工业、从现场演奏向数码电子化的过度里，而电子乐与一般概念中的人奏音乐最大的区别是，它必然是通过机器播放出来的，或干脆说播放取代了演奏。在这一点上电子乐和假唱得到统一。
对于电子乐最早时的磁带拼贴来说，即便硬件为人为(将来自不同录音的磁带裁剪后粘接)，但它最终必须要通过通电的磁头才能播放—演奏出来。当今的数码音乐更不必说，软件已可取代音乐得以产生的一切人为因素，甚至包括创作欲望和灵感的随机性在内，只要你模拟出类似的软件并安装运行即可。总之，电子乐不会从人直接到达人，它必须通过机器的主体化过程——这一过程对不同技术发展阶段、不同风格的电子乐程度不一，但一定存在——任何电子乐的生成中或长或短失控于人的纯机控阶段。这是电子乐的必然条件之一。
机控—械化，假唱也据此找到了其时代/社会根据。
可以预见，类似于微信的人际交流技术将废除你的声带——将来自你的一切所谓个人意见表演为系统的/机器的对口型的那一天的到来。
▍7.
《假唱大比拼》里有一个“原声回放”环节，就是回放明星假唱时对那已与播放系统切断的麦克风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总是既不成调、亦不成句，同时极不自然，像疯透了的乱语，又像人濒死时失控的呼吸声。
我想，这一“原声回放”正是对假唱及令其合法化的整个体系的本质的诗意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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